最近,对老赖的整治,变得越来越严。


在“限高令”之外,现在还可以一键冻结、划扣老赖名下的财产和金融账户,甚至影响他们的芝麻信用,让他们无法使用淘宝。


随着监管和征信体系的逐渐完善,故意做老赖,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。


正因如此,互联网仲裁行业开始走到聚光灯下。


“今年,我们的业务量持续上涨。”多家互联网仲裁平台,都感觉行业正处于爆发期。


甚至有从业者认为,这将成为金融科技领域下一个最值得关注的风口……


01 业务上涨


在过去,惩罚老赖,最核心的手段就是“限高令”。


这个手段主要是限制老赖的高消费,比如让他们不能坐高铁和飞机,也不能住三星以上的酒店。


但这些措施,也可以被轻易绕过。


最近,对老赖的惩治,开始变得越来越严厉。


银行账户系统正在逐渐被打通,假如一个人被判定为老赖,他名下的银行和金融账户可能会被冻结,甚至直接划扣。


除此之外,他的支付宝、微信支付等互联网金融账户也会被关联。甚至连他的芝麻信用也会被影响,导致其不能使用淘宝。


为进一步威慑老赖,还有人向最高法提议,可以联系社交网络公司,将老赖的微信和QQ头像做特殊处理,比如给头像加上感叹号,还能点进去看到其被执行的情况。


更长远来看,这还会影响老赖未来的公务员录取情况和子女上学问题。


对于老赖的惩治,已渗透到整个网络。


多位业内人士认为,合规化惩治老赖的时代,已经到来。


而这个时代到来的一个信号,就是2015年,“互联网仲裁”概念的提出。


当年9月,广州仲裁委牵头发起了中国第一个互联网仲裁联盟,意在提高仲裁的效率。


“互联网仲裁”的提法,应运而生。


互联网仲裁和传统仲裁有何区别?


传统的仲裁有一套繁杂的流程,所有的手续必须在线下人工处理,不管标的额多大,都必须走过一审、二审,时长至少需要几个月。


除了时间成本外,花钱请律师、打点关系,也是成本。


而所谓的互联网仲裁,就是将传统仲裁的各个环节放在线上操作,流程化处理,最短7天就能结案。


“相比而言,线上仲裁的成本往往是传统仲裁的十分之一。”仲财通的创始人丁志刚称。


但是,并非所有的案件都适合互联网仲裁,大部分的案件,都很难规模化和批量化。


比如,两个人之间出现了纠纷,情况复杂,对这个案子的处置流程,就可能很难被直接作为其他案子的重要参考。


案件与案件之间,差异太大。


恰在此时,互联网金融崛起。


一般来说,借款人向金融机构借钱,会有统一的流程和合同,案情也相似,因此,可以用互联网仲裁批量起诉逾期用户。


“在‘金融’这个场景中,互联网仲裁可以进行标准化和批量处理。”丁志刚称。


而这,就是商机。


另一方面,互联网技术也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,电子合同、电子签名、网络查控、人脸识别等等,都给互联网仲裁的出现提供了土壤。


互联网仲裁在金融领域的市场有多大?


目前,我国金融行业每年产生的不良资产大概是三千亿级别,但是其中用到互联网仲裁的,1%都不到。


数千亿级别的市场空间,引来一大堆行业玩家摩拳擦掌。


互联网仲裁成惩治利剑,催回率已达40%


02 标准化难


当前进入行业的玩家,主要分为两大类。


一类,是地方仲裁委自发搭建的在线仲裁机构。另一类,是第三方服务平台,它们利用电子系统与仲裁委对接案件。


目前,在全国255家地方仲裁委中,牵头在做第一类工作的只有几家左右,比如北海仲裁委、广州仲裁委。


它们通常自己搭建网站,也要自己负责获客。


而第二类玩家,就是一些提供技术和服务的第三方平台,它们也负责获客。


“这两类玩家中,第三方平台占据了绝大多数。”业内人士方玉琼称。


“在行业发展的初期,很多平台都是伪创新。”方玉琼表示,很多人搞定了某地的仲裁委,就去外面拉活,“其实没有互联网的技术和服务,只是做了传统的资源对接,说白了,就是做掮客”。


方玉琼发现,这样的模式很快就会被淘汰,“撮合后,双方都不满意,结果很多都不欢而散。”


业内人士透露,最多的时候,这个市场上有近百家职业在线仲裁平台,现在还剩下30多家。


当真正进入这个行业之后,丁志刚发现,互联网仲裁比想象中难得多。


首先,仲裁的手续极为复杂,极易出错。


在法律上,证据需要环环相扣,且完整准确。


北海国际仲裁院上海代表负责人,武磊表示,仲裁最大的难点,在证据链的完整性上。


“大多数客户到后面之所以走不了仲裁,往往是因为缺少核心证据,比如银行的转账记录证明,尤其是第一次的转账记录。”他表示。


这就提醒了金融机构,在前期准备法律材料时要注意,一个合同和材料的细节出错,都会功亏一篑,导致后面无法采用法律手段维护权益。


“太容易出错了,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一键处理就好了。”丁志刚称,互联网仲裁行业是一个极重服务的业务,一套流程下来,需要5个部门的参与。


其次,武磊发现,传统仲裁的体系,在一些环节还没有做好互联网仲裁的准备。


比如,一个法院批量仲裁完了几千个案子,但法院的强制执行人员可能只有20人,他们一个个用户去打电话,需要大量的时间。


方玉琼也发现,很多法院对这个新事物的接受度还不高,沟通成本因此变得很高。


另一方面,去年,在展业的过程中,丁志刚发现很多客户并不好切。


当时现金贷很火,很多平台主动找过来合作。


但丁志刚发现,很多平台的利率都超过了法定的24%红线,本身不合规,法院不会支持。


“早期,我的客户有一半都自身难保,这导致平台的收入也很不稳定。”丁志刚坦言。


互联网仲裁,只适合合规的玩家。


互联网仲裁太新,很多环节还没有走通,而互联网金融本身也不规范,这两个不成熟的行业产生碰撞后,并没有出现激烈的火花。


业内人士大致认为,2018年的互联网仲裁走得磕磕绊绊,并未爆发。


03 破冰回春


直到2019年,互联网仲裁行业才看到了曙光。


“业务量上涨了40%。”多家互联网仲裁平台的负责人都表示,自己手头的案件量大幅增长,“互联网仲裁迎来了爆发期”。


“今年年初,来找我们合作的客户,接踵而至。”丁志刚表示,当前,自家服务的金融机构达到了上百家。


这与行业大势有着密切关联:在这一年,金融行业的逾期率都有所增加,行业的逾期普遍上涨了3%到10%。


与此同时,“3·15”之后,行业的一些违规催收手段被叫停。


“‘3·15’后,仲裁案件的增长更加明显,线上仲裁越来越受到认可。”武磊称。


于是,合规的互联网仲裁开始被更多人关注。


其次,2018年,曾有不少正规的金融机构尝试过互联网仲裁,发现效果确实不错,于是在2019年开始大规模接入。


“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和观察,银行和一些大的金融机构也开始进场了。”春江水暖鸭先知,武磊率先感受到了暖意。


但丁志刚认为,最核心的原因,还是互联网仲裁行业本身趋于成熟,经过几年的摸索,不少玩家已慢慢能够标准化。


技术上,在合同拟定、电子签名识别、证据采集等方面,玩家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,大体可以标准化应用。


行业的配套设置也正在变得完善。


比如,出现了较为成熟的诉前调解机构。


“近两年,诉前调解机制在回款上也有不错的成效,有百分之十几的案子,能在裁决前就让借款人提前还款。”武磊说。


针对案件执行难的情况,今年年初还冒出了一些专为金融机构提高执行效率的机构。


“今年起,执行业务量同样快速上涨。”一位业内人士表示。


“目前,用互联网仲裁的方式,可以追回20%到40%的逾期贷款。”玖富普惠CRO刘波称。


目前,第三方互联网仲裁的主要盈利方式,是收取2%到3%的服务费。


但随着流程的成熟,一种新的模式可能会出现:


这些第三方平台可以去批量采购不良资产处置包,进行互联网仲裁。


目前,市面上的很多不良资产,都是以两折甚至一折的价格出售,只要能保证40%以上的催回率,就很有赚头。


只有新的技术和新的模式,才能推动原有行业的颠覆性革命。


互联网仲裁的成熟化,无疑是一个利好。


信用体系建设非常重要的一环,就是提高违约成本。


在对老赖的惩罚变得更严苛之后,征信体系的健全之路,已经展露曙光。


作者:一本财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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